第六届“美国研究青年论坛”综述(3)

太空领域商业化。该战略将损害中美军事关系并加剧大国对抗风险、加速太空军事化并破坏太空和平稳定，促进美国国内与太空有关的产业发展。三、中美经贸摩擦态势与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研究员魏南枝阐述了中美“贸易战”的政治逻辑和资本逻辑，认为美国虽仍具全球军事霸权，但却无力为资本提供在全球流动过程中不断累积所需的动力，美由此试图通过构建“美国—跨国资本利益联盟”强化西方跨国垄断资本制定全球规则的能力。“贸易战”本质上是新旧世界体系之争，必然具有长期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孙立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杨水清分别以“美国外商投资制度改革及对我影响”和“FIRRMA法案与中国对美投资”为题展开论述。孙立鹏认为，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出台会造成中国赴美投资更加艰难、技术类投资愈发困难、投资被否决风险增加、经贸谈判更加艰苦等影响。杨水清认为，FIRRMA法案出台后，中国涉及美国“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公民敏感个人数据”等领域的投资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由官方背景的投资会受到更严格的审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龚婷以“从当前中美经济形势看‘贸易战’的影响、前景及对策”为题，分析美国经济将继续走强，全球主要经济体面临冲击。对中国而言，短期看，“贸易战”会冲击人民币汇率和影响中国外汇储备、减缓出口增长、推高物价并可能拉高通胀水平，中长期看则会恶化中国出口环境、拖慢产业升级进程。对美国而言，“贸易战”会推高物价、影响跨国公司产业链、拖累全球贸易增长等。四、中美关系的新变化与前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以“地位焦虑与美国对华战略调整”为题，认为促使美国地位焦虑的诱因包括美国相对实力下降、中美权力对比变化、中国外交新态势等。美反思“接触战略”，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将在几个方面调整对华战略：通过扭转中美贸易“失衡”局面维护美国技术优势、以政治渗透为借口收紧中美人文交流、打“台湾牌”、以“印太战略”牵制“一带一路”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巍以“接触战略的终结及其悲剧性后果”为题进行分析，指出美国内普遍认为对华战略接触失败，中美未来有爆发“新冷战”的风险。若然，将加剧中美军备竞赛、加重两国经济负担，中美开放程度下降会引发全球供应链受损，中美加大外交争夺也会使国家财政吃紧、意识形态固化。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潘亚玲以“浅析中美地方人文交流的发展”为题，指出目前中美双边关系走低影响人文交流效果，需加强地方层面人文交流。在考察美国社会转型趋势的基础上，应针对美国各地区不同的收入水平、宗教习惯、族群比例、产业类别等，有针对性地进行县市一级的地方人文交流。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王浩以“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中美关系研究议程”为题发言，认为中美早在2010年左右就已进入实质的战略竞争阶段。与奥巴马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更重视经济和安全因素，中国需从三个方面应对：将中美贸易摩擦局限在贸易领域，避免争端扩大；加强中美各层级沟通，善用对美影响力和塑造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增加自身实力和发展动力。中国航空研究院研究员张洋以“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军事博弈策略”为题发言，认为美国早已锁定中国为战略对手，特朗普政府延续了往届政府对华军事博弈大方向，对华军事博弈的核心是打造“非对称战力优势”，大幅缩短新技术应用到军事领域的周期，使新技术转化为战斗力的效率始终领先于中国。战术层面，美不寻求以突袭决胜，而是准备进行大规模、多阶段的持久战；再者致力大幅缩短作战各环节流程，诱使中国出现失误；最后坚持军备“质数并重”。中国则应加强技术“军民融合”并加紧构建“非对称战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张一飞以“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演变轨迹”为题，判断未来的中美关系既无“共同责任”，又缺乏“共同规则”引导，将进入“无压舱石”阶段。除非出现以下契机，否则该趋势难以扭转：一是出现不受人力控制且足以威慑双方的技术杀伤力；二是全球重大危机迅速恶化促使中美联手；三是中美两国至少一方主动妥协；四是全球身份建构产生效果；五是美国出现智慧型领导人主动改变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刘元玲从一本著作入手，分析了“非暴力沟通”在中美气候外交中的应用，认为个体间的互动在国际政治中，尤其在微观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美气候谈判不自觉地运用了“非暴力沟通”方法的精髓，启发我们在外交实践当中也应尽量遵循该原则，提高沟通效率和效果。○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 网址: http://www.xdgjgx.cn/qikandaodu/2020/0901/3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