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视野下的美好生活内涵与特征(5)

自由总是与多样性和冲突等社会现象相伴生,并与约束、规则、共识等观念形态相关联。这是因为,主体的素质、诉求及由此产生的行为方式存在一定区别甚至重大差异。这种区别和差异如果不受约束特别是外部约束,没有调节机制特别是第三方介入,冲突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国际政治视野下的外部约束,既可以是规则、规范、惯例以及相应的体系、体制、机制,也可以是武力威慑或权力制衡;第三方既可以是个人、政党、政治或社会组织,也可以是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既可以是硬约束,也可以是软约束,还可能是软硬兼有。所以,国际政治视野下自由的实现和维护,总是需要国际行为体通过自主表达意志的方式达成共识,以及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国际规范、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

美好生活一定是和谐生活。和谐意味着良好秩序,在一般意义上,和谐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和表现:一是不同事物比例适当,呈现匀称、协调的状态;二是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和睦融洽,不存在诱发冲突、对抗的因素,不出现彼此冲突、对抗的状态。和谐既可以体现在个体自身及个体之间的关系上,也可以体现在共同体(如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内部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上。而“秩序是人类事务中值得追求的或者有价值的目标,它更是世界政治中一个值得追求的或者有价值的目标”[14]83。作为一种基本价值,国际政治视野下的和谐承认各种国际行为体在各个方面的差异,但强调彼此间的包容,以籍此塑造秩序。所谓差异,其实就是多样性、多元性。多样性、多元性既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所谓包容,就是能够于差异中发现并自主接纳同一性、统一性。承认差异而无包容,社会世界肯定不会是和谐的,而是有很大可能产生冲突和对抗,人类生活也因此是不美好的。和谐只有通过自由才能真正实现,限制和奴役只会导致冲突和对抗。

从前文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出,美好生活的各个维度既有物质层面、自然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社会层面的,体现了物质与精神、自然和社会的有机统一;而在同一维度上的两个要素则呈现层次性。不仅如此,美好生活的各个维度也是相互关联的,并互为因果关系。例如,没有安全与和平,就不可能有发展与繁荣,任何以牺牲安全与和平的发展与繁荣都难以持续,都不是真正的发展与繁荣,反之亦然。又如,没有平等与正义,就很难保证自由与和谐,反之亦然。

二、“美好生活”的国际政治特征

作为事物特点的征象和标志,事物的特征是其内涵的外化。换言之,事物的特征和内涵之间应当存在意蕴上的关联和逻辑上的一致。基于前文有关美好生活内涵的探讨,国际政治视野下的美好生活至少应当具有以下特征:

(一)人民性

人民性是“美好生活”最鲜明、最本质的特征。人民作为构成社会群体的绝大多数人,作为社会生活、社会运动中的主体,既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奉献者,自然也应当是美好生活的享受者。国际政治视野下的“美好生活”同样应当“以人民为中心”,奉行“人民至上”理念,无论是安全的维护、发展的实现、全球治理的实施,诸如此类的国际事务,都应当如此(7)对于“人民”(the people)这一古老且具有强烈政治意涵的概念,界定历来复杂多样。中国学者李剑鸣以及美国学者Giovanni Sartori等曾对“人民”一词的不同含义做过较为系统的梳理。限于篇幅和研究重心,本文不拟就此展开讨论。笔者赞同如下观点:人民,在超验领域是根据法权的原则被设想出来的一个人格,在具体的法层面上是具有民主权利的公民之总和。。

(二)普惠性

美好生活的普惠性是其人民性的逻辑必然。国际政治视野下的“美好生活”应当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享,而不是为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的一小部分人所独占。具体而言,它应当是“美好的亚洲”“美好的世界”,而不是“某某国家至上”“某某地区优先”。也因此,它与那种把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的私利和愿景凌驾于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之上的国际利己主义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离开普惠性,仅有极个别或小部分国家占有并支配全球大部分物质和精神资料,并因此享受所谓的“美好生活”,是狭隘、残忍的,因而也是不平等、非正义的,难以实现世界和谐,也肯定不会持久(8)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告诫西方政治家:“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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